在當今中國， 急速的城市化把整個中國變成了“工地”，這場城市化浪潮摻雜著太多的群體，太多的糾結，彼此的矛盾也在不斷地糅合，由此造成了社會關系的高度緊張。這種緊張關系在城市的突出表現(xiàn)就是頻繁見諸報端的拆遷糾紛。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 此類糾紛愈演愈烈，1993年全國此類案件為件，而到2009年則達到了28601件。它已經從微觀上的拆遷當事人之間的沖突慢慢演變成當前的不再局限于法律、政策范疇．而是更多的觸及到宏觀上更普遍的政治命題。

　　一、拆遷糾紛的產生

　　（一)拆遷糾紛的概念“隨著現(xiàn)代化過程中城市化的不斷演進，當各種群體和階層被引向較統(tǒng)一的制度和社會中心，并且開始沖擊中心制度及社會的象征領域時，它們的自給自足性和封閉性便崩瓦解了”。城市化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隨著進程的加快，必然的要通過加強工業(yè)區(qū)建設和擴大城市規(guī)模，但是由于城市固有土地資源的有限性，必然會造成土地這種稀缺資源和工業(yè)發(fā)展之間的矛盾。而作為推進現(xiàn)代化主體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增加土地供給，以緩解二者間的矛盾。由于大量的征收拆遷，從而產生了大量的被拆遷戶，而這一群體同樣基于地緣的因素又往往要涌向城市，雖然我們在城市化過程中會給予這個群體以市民的身份，但是由于在這場劇烈的社會變遷中，這種“被動式”的身份改造運動使這些人要告別其熟悉的同質社會，而要去面對一個陌生的異質社會。當他們滿懷對于生活的向往試圖融入這個異質社會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他們并不被很好的接納、認同，于是在這一過程中就容易激發(fā)他們對于自身利益的溯及性． 同時又由于當前征地過程中一些利益主體往往會由于利己性的驅動， 在先前征地過程中的利益分配中沒有顧及這群體的利益，沒有給予其應有的補償，而在后來的管理中也沒有建立完善的保障機制． 造成了這些被拆遷戶并沒有因為土地的升值而成為這個過程的受益者，反而由于上述利益同盟的一些做法，使得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犯，成為了利益受損者和受害者。而這往往就容易造成他們對于自身訴求的敏感化、情緒化、極端化，使得糾紛演變成沖突．這樣拆遷糾紛產生了。拆遷糾紛從本質上來說是拆遷行動的衍生品，是由于拆遷公司和政府與被拆遷戶之間無法就補償問題達成協(xié)議而形成的。從事態(tài)的起因來看．拆遷糾紛并非是由于發(fā)生的頻率超乎一般的糾紛． 而是它自身內聚的難以調和的利益沖突重大而復雜：從事態(tài)的發(fā)展來看， 此類糾紛往往會由開發(fā)商與被拆遷戶之間的矛盾向與政府之間的對抗轉化， 使得沖突不斷升級。

　�。ǘ�)拆遷糾紛中主體間的利益沖突我們在分析拆遷糾紛形成的原因時往往將其歸諸于城市的發(fā)展。但是同樣是城市發(fā)展與拆遷，發(fā)達國家的經驗卻告訴我們只要補償得當，程序公正。此類糾紛是可以控制的，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語境下的拆遷糾紛時，自然要在城市發(fā)展之外尋找其因由。

　　在拆遷過程中，由于地方政府資金的短缺，其自然會引入開發(fā)商的角色， 這樣在這一過程中就形成了政府、土地開發(fā)商、被拆遷人三方的角力。政府是土地征收制度的制定者和審批者， 同時也是補償標準的制定方，在行政分權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必然會在城市拆遷利益分配中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體。開發(fā)商作為土地的使用者與受益方．同時也是補償費用的實際承擔者，似乎他僅僅是一個承擔者．但是在土地開發(fā)利用過程中它無疑會獲得土地的增值收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也是一個利益主體。馬克思說過“人類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獲取利益”。城市拆遷的整個過程其實就是在預期利益的驅使下．各個利益主體試圖實現(xiàn)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在不可避免產生的利益沖突中，政府、開發(fā)商、和被拆遷人共同演繹發(fā)生在當下中國城市的悲喜劇， 不斷凸顯出主體間權力、權利與利益博弈過程。

　　二、拆遷糾紛主體間價值位序混亂

　　（一)自由的實現(xiàn)與財產權的確定人的本質是自由的，自由作為人的本質屬性。并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字眼， 它必須以某種形式在現(xiàn)實生活中展現(xiàn)出來。“一個人是否自由是由社會主要制度確立的權利和義務來決定出來的。”可以這樣說，沒有權利也就沒有自由，如果我想獲得自由，那么我必須有權利， 即現(xiàn)實中的自由是一種自由的權利。

　　歷史上對于“權利”概念的定義出現(xiàn)了分歧．正如費因伯格所言“給‘權利’概念下一個‘正規(guī)的定義’是不可能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通過歷史分析的方法來揭示這一概念產生的條件及演變過程。

　　從思想史來說，權利概念的產生是在近代出現(xiàn)的。霍布斯等遵從“自然法”的傳統(tǒng)把中世紀的“自然正當”轉化成了個人的“自然權利”，接著洛克等人在其基礎上加以擴展， 慢慢形成了許多思想家共同認可的概念。其要義就是強調每一個個體都應被看作一個“人”，這個人應受到尊重，受到同等的對待。這是因為人在從“人的依賴關系”歷史形態(tài)向“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歷史形態(tài)轉變的過程中．權利意識開始凸現(xiàn)， 人需要從對物的依賴關系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個人。因此，權利的第一要義即是“成為一個人，并尊敬他人的人”，用康德的話講就是“人是目的而不能成為工具”。這樣來看“權利就是一定社會中人的規(guī)范性行為的自由度． 它體現(xiàn)著作為社會化了的人的自主性和主體地位”。

　　權利由于是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社會歷史形態(tài)下產生的，因此它的獨立性必然會與其能夠支配的財產有關。財產權作為一個基礎性的權利，與人的自由程度息息相關。“財產是一種自由精神的載體，也是自由的保障。”嘲黑格爾對財產與自由之間的關系進行過詳細的論述。他認為人格權是一切權利的起點， 但是人格權往往又是比較抽象的，那怎么才可變成一種具體的存在呢?他認 為通過對物的占有， 即通過所有權是可以實現(xiàn)的。

　　“人惟有在所有權中才可作為理性而存在的 ”人通過所有權而實現(xiàn)了對人格中純粹主觀性的揚棄，成為了具體的實在． 同時又通過對于物的占有來表達其自由意志。作為自由最初的定在的財產本身是本質的目的，因此，他認為，人占有物不是為了需要，而是為了自由，成為一個人。“在所有權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單元．所有權成為了單元意志的人格，又由于我借用所有權給我的意志一定在，所有權這時就具有了成為這個單元的東西或我的東西這種規(guī)定。” 按照他的說法，通過對物的占有，物成為了意志，物與意志聯(lián)合為一體了，人格、自由、權利就產生出來了。理論家經常把生命、自由與財產等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原因就在于這些都是人之所為人的必要條件。所以確定財產權是實現(xiàn)人的自由的第一步，但是它并不是只保障高收入者的，而是面向所有的社會成員的。因此雖然那些被拆遷戶所擁有的財產非常少， 但是這些土地對于他們的生存而言至關重要， 其邊際效應遠遠高于那些高收入者所擁有的財產， 同時這些于他們而言還存在許多的感情因素，祖輩生活的土地被強行圈占、征收，在中國這個傳統(tǒng)文化的國度， 他們受到的感情傷害是難以想象的． 所以說即使他們只是擁有少量土地的被拆遷戶，我們也應該在拆遷過程中尊重他們。

　　財產權作為法定權利與道德權利的一部分．和經濟聯(lián)系密切。正如恩格斯曾說過：“每個既定社會關系都表現(xiàn)為利益”。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赌�子》上講：“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利益指的就是物質利益．即經濟利益。但是從哲學來看． 它又包含著精神方面的利益， 西方的功利主義思想家往往把趨利避害作為人的本性． 認為人的利益包含著精神方面的層次。約翰·穆勒說：“寧可做一個不快樂的蘇格拉底，也不做一個快樂的豬。”就是說人不僅僅存在物欲的滿足，還有一些精神；一面的追求和滿足。而對于這個利益的滿足，它又不像權利那樣作為一種主動的訴求，它是既可以主動訴求． 又可以取決于別人或機構的恩賜。利益是一種實際的取得，但是作為一種結果，它的獲得者在之前必然要進行了一番計量。通過其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兩方面的考慮， 在權利的基礎上實施行動。這就是說如果他感覺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差額不能達到他的要求，那么他就可以不采取行動。

　　當前征地拆遷過程中的被拆遷戶就存在這樣的考慮，雖然一切皆為利往，但是如果我獲得的補償費等物質利益比不上我感情上的精神利益受到損失那么多的話，我還是可以不接受的。但是當他們的合法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內仍不能得到保護的情況下。開發(fā)商通過一些不法手段而獲得的非法利益卻不斷得到政府的保護。在這個的過程中，行動者們在其行動前 都有某種利益的考量。當行動者想獲得某種利益而對某種資源施加控制時， 這時的控制關系卻經常發(fā)生變化。從一個狀態(tài)轉向另一個選擇狀態(tài)。因此可以說． 人們的每一項選擇和行動過程都可以看成是行動者如何放棄對一種資源的控制而贏得更多收益的其他資源的控制過程。而這種控制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就是作為“嗜血”的開發(fā)商與政府結成了血盟，同時要通過一種話語來表現(xiàn)出來，在福柯看來，這個話語就是一種權力。

　�。ǘ�)權力目的化與個體權利的受損“無論從物種的發(fā)生還是從個體的誕生來說，人們所最先擁有的不是權力， 而是作為萬物之靈的生命對于自身及自然的占有資格。”這一結論是客觀的，權利的概念由此而產生。但是由于資源的稀缺和個人在自然面前的無力， 人們需要更強大的公共權威來配置資源，解決沖突，這樣就為權利的讓渡提供了條件，這樣就產生了權力。權力來源于公眾的權利讓渡．目的是在權利受損時能夠獲得保護，因此可以說權力是工具，不是目的；它是提供一種“公共的善”的工具，不是發(fā)展的目的。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則必須對公共權力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使其能夠既不侵犯權利，又能為權利實現(xiàn)創(chuàng)造一些條件。但是由于權力所具有的強制性、擴張性、排他性等特征，同時其先天的腐蝕性和人性中惡的成分的存在， 因此存在著“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利益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利益”；“一個人一旦掌握權力， 就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移的經驗。”這樣政府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的利益的實體在實施活動中就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損害公共利益， 同時作為民眾通過選舉而產生的權力的真正行使者， 可能在會逐利的過程中發(fā)生權力濫用的情況。即由于人并非是至善的存在，政府也不是至善的存在，都存在著利益的追逐，導致出現(xiàn)權力行使者對其的濫用， 必然導致二者產生沖突。同時在我國，又由于傳統(tǒng)上權利意識的淡薄和自古以來的“金字塔”社會層次結構使民眾形成的對于權力的畏懼和依賴，權力對權利的侵犯更嚴重。這點從征地拆遷過程中可以略見一斑。政府為了“公共利益”而開發(fā)土地．為了吸引更多的資金引入了逐利的開發(fā)商，而開發(fā)商為了利益的最大化，通過合法或非法手段獲取土地的最大價值，這會損害到享有“公共利益”的被拆遷戶，造成了“公共利益”實現(xiàn)的困難，同時，由于話語權分配的不合理，被拆遷戶的權利訴求得不到有效回應， 沖突就不可避免的發(fā)生。

　　三、拆遷糾紛主體間價值的統(tǒng)一權利是權力的界限． 權利的價值取向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同時又是權力的邊界。人類社會發(fā)展歷史告訴我們要想保持權利與權力二者之間的平衡，就要堅持正義的理念。正義作為一個價值觀念， 從古至今都呈現(xiàn)出不同的理解。羅素把古希臘時的正義觀看成是“由某種超人類的力量所維持的宇宙萬物之間的和諧穩(wěn)定的關系”。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將其表述為：

　　“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只有在對于每個人，尤其是對最不利成員的利益進行補償時才是正義的。”對于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 應該能夠使得不平等可以指望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 同時要和向所有人開放的地位和職位聯(lián)系在一塊。按照他的理論，雖然一些財富及收入等方面的東西可以不平等． 但是它必須對于所有人有利， 特別是對那些地位不利者要有利。雖然思想家們提出的各種各樣的正義觀念，但是在其本質上還是存在共同點的。即都為了達到以下目的： 防止不合理的有差別待遇、禁止傷害他人、尊重基本人權、提供職業(yè)上的自我實現(xiàn)機會、規(guī)定義務以確保公共安全及必要的社會責任、確立一個公正的懲罰機制等。正義包括形式與實質正義兩個方面。想要實現(xiàn)權利，就要對于這兩個方面進行結合。形式正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是一種機會平等， 它能夠確保每個人都能平等的享有待遇、地位、擁有相同的身份，不能因為機會的不平等而在起跑線就已經輸掉。

　　正義是對于原則的堅持，對體系的一種服從。雖然它有可能包含著某些實質的非正義． 但是如果沒有對于正當結果的標準， 一旦人們恰當地遵守這個程序，其結果就會是正確的。這樣的正義被羅爾斯稱之為“純粹的程序正義”。但是這樣的程序不是達致結果正義的唯一途徑．它只不過是社會正義的一環(huán)．還不能代表正義的全部。

　　實質正義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實質的平等。它是指為糾正由于形式平等而產生的事實上的不平等，依據人的不同屬性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從而使得對于各個人人格發(fā)展所必需的條件能夠得到實質意義上的保障。在羅爾斯看來，平等自由原則如果是確保了形式的平等的話， 那他格外強調對于最少受惠者給予最大利益的差別原則。同時。他還提出了補償原則，認為補償原則更多的是：“因為要平等待人，提供平等機會， 因此社會必須要多注意那些天賦較低的人，它不是來作為正義的一個標準，而更多地是作為一個自明的原則而存在的。他承認人的天賦的不同，但是這些不能成為人與人分配出現(xiàn)差劇的因素。“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中． 人們同意相互分享各自的命運”。因此這種實質的正義不僅對最少受惠者們有利，同時對社會所有人都應該有利。將差別原則變成現(xiàn)實，就要通過政府來去落實它，但是當財富的分配不公平達到了一定的限度時， 這時候的政治自由有可能會失去它的價值而出現(xiàn)流于形式的局面。

　　四、拆遷糾紛的解決建議

　�。ㄒ�)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拆遷糾紛問題的背后，是被拆遷戶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被沖擊甚至顛覆． 而與之對應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仍沒有建立起來而出現(xiàn)的陣痛。房屋征收后， 被拆遷戶無論是身份角色還是生活能力都面臨著困境。因此建立一個政府主導的針對被拆遷戶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 同時也是其應有的責任與義務首先， 政府應在考慮財政承擔上的基礎上開發(fā)多渠道的融資手段， 針對不同的情況制定科學的標準。由于拆遷款往往并非是由被拆遷戶自身的知識或技能等所創(chuàng)造的，因此，當他們面對巨額財富時，往往狂喜甚于理智，揮霍多于規(guī)劃，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其比富斗狠、揮霍迷失的人性弱點也會顯現(xiàn)。因此，政府在能夠使被拆遷戶享受到最低生活、養(yǎng)老、醫(yī)療等方面的保障的同時，也要對其加以理財知識輔導，開發(fā)與其契合的理財產品，從而使其能夠認識財富、幫助其完成角色的轉換、心理上的調適，防止出現(xiàn)拆遷一補償(暴富一揮霍一返貧的拋物線悲喜劇。其次，政府部門要通過教育的方式來提高被拆遷戶的文化素質． 通過向被拆遷戶支付培訓費或直接對其進行免費培訓，使其能夠掌握一定的謀生技能， 增加就業(yè)競爭力。同時， 通過采用多方式的安置補償方案來幫助其就近安置， 對一些由于城市化不斷發(fā)展而產生的就業(yè)崗位應多向被拆遷戶傾斜。此外． 作為生于斯死于斯的他們而言心理方面的問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作為被拆遷戶們．其身份的突然轉變實際上是一個被動的過程， 往往造成其缺乏足夠的時間來過渡和適應， 而拆遷后的分區(qū)域的安置往往也會打亂先前的“熟人社會”區(qū)域，由此引發(fā)的心理問題不容小覷。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告訴我們人的需要與滿足不是單一的， 人的情感與心理在需要層次上也占重要地位。因此政府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體系來創(chuàng)造一個不排斥、不拒絕的社會環(huán)境，開展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對其心理適時的進行調解，以使其能夠更好的融入城市，真正實現(xiàn)其發(fā)展權，從而構建一個社會穩(wěn)定和諧的安全網絡。

　�。ǘ�)建立拆遷糾紛解決機制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中的秩序》指出高度傳統(tǒng)和高度現(xiàn)代化的社會都是安定的， 動亂最容易發(fā)生在正處于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社會。他提出了“現(xiàn)代性產生穩(wěn)定，而現(xiàn)代化卻會引起不穩(wěn)定”。我們現(xiàn)在正處在亨廷頓所說的“現(xiàn)代化”中．因此其產生的不穩(wěn)定問題不容忽視。在拆遷過程中由于權利、地位和資源等方面分配的不公，往往導致被拆遷戶的不滿情緒增長和社會拋棄感的增強。而這些情緒對于廣大的被拆遷戶更多的是以私下議論、謾罵、人身攻擊等來釋放，最多是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來表達．但是當這種非暴力不合作廣泛存在時。則有可能導致沖突的升級， 個體的暴力示范有可能導致群體的暴  力對抗．而這將會帶來破壞性的后果與影響，造成豐十會的震蕩與沖擊。在社會階層中，被拆遷戶作為一個弱勢群體其權益比較容易受到侵害， 再加上他們本身能力的有限， 使得國家對他們給予一定的救助是十分必要的，而這些措施中的法律救助尤其重要。當被拆遷戶的權利受到侵犯時， 本來已經在財富分配底層的他們往往因為訴訟成本的考慮而打消訴求法律的念頭， 這樣就使得他們的權利受到進一步的侵犯。

　　當前經濟是市場經濟， 薩繆爾森說過：“既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面對政府的“失靈”，我們可以說被拆遷戶他們所能做的似'就只有抗爭。馮·耶林在《為權利而斗爭》中提到“權利是爭取過來的，不能將權利的獲得寄托于別人的賜予，不要因為其爭取過程的不易而失去信心”。所以說人們要想獲得其應得的權益．就不要馬丁路德金說的“疲憊的自由”，而需要通過實際的行動來抗爭，而抗爭在方式上又有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方面。體制內主要指通過一些合法的如信訪、訴訟等方式來進行，即通過一些正常有序的方式進行表達： 而體制外的則是通過一些越級上訪、暴力抗法等來實現(xiàn)目標，當然在其中有合法的非暴力抗爭， 而這些也是可以看作是正義的 因為如果公民的不服從是在遵守法律秩序合法性的基礎上產生的， 而這時的非暴力反抗目的就是為了改變不公正的制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非暴力這樣的抗爭從手段和目的是正義和純潔的。當被拆遷戶勇于在權利受損時為其而斗爭時， 并在合理的斗爭中講究策略與方法時，科塞所說的那種“充沛的精力導致了在社會結構的小小流動渠道中變化，最后在閑適的生活方式中消磨殆盡” 的安全閥就會構建起來。我們相信那時候的沖突與抗爭就會通過此來緩沖和平衡。從而實現(xiàn)社會的和諧。

　�。ㄈ�)建立健全當前的征地拆遷制度首先．公正的程序是正當性的保障，因此在征地拆遷的過程中要注重程序的正當性。首先， 在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上，要進行必要的聽證，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公正的土地評估、公告，嚴格執(zhí)行“先補后征”的程序，明確拆遷的主體，完善糾紛產生的解決機制， 如通過行政復議一法律訴訟等途徑來使被拆遷戶的權利得到救濟。

　　其次，雖然拆遷款看似是一夜間聚集的，但是其實質上是一種財產權的兌現(xiàn)。因此在拆遷過程中我們可以引入征購制度。即對于非公共利益建設用地由國家通過強制征購手段收歸國家所有， 然后再將此賣給開發(fā)商。國家通過土地增值稅的方式來從土地征購中分享利益。這時的地價格不是由國家單方面來決定，甚至它在此沒有定價權利。一方面改變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的窘境． 減少其尋租的動力和動機；另一方面它使得農民獲得了充分的市場 價格，這樣就減少了征地過程中的阻力。當然，建立一個征購制度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合理的土地規(guī)劃制度，因此在建立征購制度的同時，不斷完善我國的土地規(guī)劃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此外，在補償方式上，單純的貨幣補償模式也需要加以改變。由單一的貨幣補償向以實物、實體或股份來轉變。以使得被拆遷戶能夠在政府的引導下參與開發(fā)，積累財富。而在內容上，應將精神補償作為其重要的配套內容， 為其創(chuàng)造更多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空間。

　　杜魯克在其名著《不連續(xù)的時代》有一段生動而深刻的描述：“我們好像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一切事物都在變動，似乎大家都有點坐立不安的樣子，擔心‘變’會失去了控制”。面對日新月異的城市化進程，我們同樣也會陷入坐立不安的狀況。雖然我們發(fā)現(xiàn)提出問題與發(fā)現(xiàn)問題要比解決問題容易的多， 城市拆遷過程中被拆遷人受損情況的廣度與深度也決定了其社會熱點與難點的程度。但是我依然相信只要在其過程中遵守其應有的價值位序， 那么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每個個體就能夠實現(xiàn)自己心中的目標。得到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