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明代《文心雕龍》接受研究，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摘要】：明代的《文心雕龍》研究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拓展了研究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影響深遠。明人在《文心雕龍》的版本、�？�、考證、評點上取得的斐然成績已經(jīng)得到當今學界的普遍認可,但對他們的理論研究成果,今天的研究者卻重視不足。本文以接受美學為理論依據(jù),對明代的《文心雕龍》研究狀況進行分析、闡釋,并結合明代各時期的文學風尚、哲學思潮、地域文化、藏書印刷以及接受主體自身的經(jīng)歷、交游等多方面因素,歸納出明代《文心雕龍》接受的總體特征以及不同時段的具體接受特點,兼具效果史、闡釋史和影響史等方面。 明代詩文創(chuàng)作“雖然已經(jīng)歷了高潮,不可能再達到唐宋時代那樣的水平,但詩文的理論批評卻沒有衰退,而有了更大的進展,其意義不僅僅在評論當代的詩文,而是在對整個中國古代詩文創(chuàng)作進行整體的評論,研究其歷史經(jīng)驗。”①《文心雕龍》以其通觀論的視野滿足了明代學者的需求。本文對明代《文心雕龍》接受研究的論述分為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橫向為明線,主要論述明人對樞紐論、文體論、創(chuàng)作論、知音論的接受；縱向為隱線,主要論述明前期和明代中后期兩個階段的接受情況。兩條線索置于宏觀和微觀兩大背景之中。宏觀背景主要包括明代不同時期的文壇風向、文學思潮、哲學思想以及政治、經(jīng)濟等因素；微觀背景主要是指不同時期接受者的個人交游、學術背景、學養(yǎng)結構以及個人審美趣味和文學傾向等。在此結構下結合具體史料和文獻資料論述明人對《文心雕龍》的接受。 《文心雕龍》自問世起就得到文壇大家的嘉許,它在齊梁至宋元的傳播不僅形成明人的“期待視野”,而且對這一著作在當時和后世的流傳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明代《文心雕龍》的傳播途徑可大致分為人際傳播和商業(yè)傳播兩種。人際傳播促進了研究的深入,商業(yè)傳播擴大了接受的范圍。序跋和評點是明代《文心雕龍》接受最主要的兩種方式,它們幾乎涵蓋了明代《文心雕龍》研究中涉及到的所有問題。 明前期的接受以樞紐論部分為主,這是明初文化政教政策的必然結果,至中后期,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以及官方文化、思想政策的調(diào)整,接受重點向創(chuàng)作論部分轉(zhuǎn)移。創(chuàng)作與理論的自覺結合,是明代《文心雕龍》接受最顯著的特點,也是明代龍學研究超越前人之處。明代的文學理論始終以具體的創(chuàng)作為基礎和導向,這在明人對《文心雕龍》“術”的接受中可見一斑。“術”是指涵蓋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恒理”法則,也是明人接受的重心。明人認識到《文心雕龍》對公文寫作的指導價值,并加以運用�！段男牡颀垺穼γ鞔鷦�(chuàng)作的作用不僅在為文技法上,還體現(xiàn)在深層思維上。由于明代與魏晉對“文體”的理解存在差異,明人對文體論部分接受較為薄弱,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但明代的幾部古代文體學扛鼎之作都對《文心雕龍》給予了充分重視。劉勰對文學中“俗”元素的闡述也引起了明人的關注。明人多從指導寫作的角度看待知音論,而不是僅僅視其為鑒賞手段。人們對《文心雕龍》知音論內(nèi)容繼承的同時還對其進一步完善和深化,并自覺地將其應用于詩學理論、小說評點之中。除此之外,明人還對對《文心雕龍》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如涉佛、涉夢、與科舉的關系等問題標明了自己的看法。 《文心雕龍》并沒有在明代引起振聾發(fā)聵的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但在明代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中,無論紛爭還是整合,都可以看到《文心雕龍》的身影,或隱或顯。以今人視角來看,明人的研究或許不夠深入,但不可否認,明人《文心雕龍》研究不僅整理和總結了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更具有承前啟后和突破轉(zhuǎn)折的意義；不僅為清代龍學“應時需而大觀其光華”奠定了基礎,還影響了后世《文心雕龍》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重點,意義深遠。 緒論： 目前學界對明代《文心雕龍》研究的關注以版本、校注、評點等為主,對明代《文心雕龍》的理論研究成果少有提及,這是本篇論文立題初衷。本論文通過論述明人對《文心雕龍》各部分的接受,勾勒出《文心雕龍》在明代不同時期的被接受狀況、對明代不同時期詩學發(fā)展的影響,發(fā)掘其理論價值,分析其在明清時期逐漸成為“顯學”的清晰脈絡和深層原因。�？焙妥⑨尩葍�(nèi)容的實證性研究不在本文論述范圍。 接受美學自傳入中國,經(jīng)歷了翻譯介紹、傳播、探討研究和對話交流四個階段,并逐漸成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化的理論體系。以堯斯、伊瑟爾為代表的西方接受美學理論和國內(nèi)學者植根于傳統(tǒng)思維的接受美學研究新成果是本論文的基本理論依據(jù)。接受研究不僅包括文本的接受,還包括效果史和影響史。前者以讀者為中心,根據(jù)讀者的原始視域,解讀作品在不同時期意義和價值。后者多從文本的價值出發(fā),探討其對后人研究產(chǎn)生的作用,體現(xiàn)的是一種單向性的施與關系。 本論文將明人對《文心雕龍》的接受分為直接接受和間接接受。直接接受是指接受主體在其著作、文論等作品中或是直接采摘、品評、征引《文心雕龍》的原文,或是明確對《文心雕龍》或劉勰評論。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一是直接征引《文心雕龍》原著中的文字,二是對《文心雕龍》中的內(nèi)容或其中章節(jié)字句的直接或間接性評論,三是明代《文心雕龍》各版本的序跋文,四是散見于當時文人文集及其著作中對《文心雕龍》的論述。間接接受是指接受者出于諸多原因,雖然沒有直接說明受《文心雕龍》或劉勰的影響,但與《文心》或某一文論契合,或是頻繁地使用《文心雕龍》中某些較有代表性的詞匯,這些理論和詞匯雖不是劉勰首創(chuàng),但劉勰卻對其有重要的構建性意義。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遵循文藝學研究的兩大屬性：科學性和價值性�？茖W性是指對科學精神的尊重和科學方法的應用,即運用科學的方法對明人的觀點做出描述,旨在展示明人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態(tài)度。價值性則是兼顧接受者主體性、個體性和獨特性,在闡釋的過程中運用了形象思維、直覺、推測等非“科學化”方法,進行體現(xiàn)自己觀點的價值性判斷。 本論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以西方的接受美學和近年來中國接受理論為本文研究的理論依據(jù),對《文心雕龍》在明前及其明代的傳播和接受進行系統(tǒng)深入探討,是對之前框架式研究的補充；第二,突出明代《文心雕龍》接受中所提出的原創(chuàng)性問題,并結合當時社會環(huán)境、文化思想、學術思潮等現(xiàn)狀分析這些問題被提出的原因及其對后世研究的意義；第三,分析《文心雕龍》對明代“純文學”的影響,進一步發(fā)掘《文心雕龍》在廣義之的“文”的視域下的意義,分析它對明代科舉應試、公文寫作的指導性作用,將《文心雕龍》在文學領域的影響延伸到更為廣闊的空間；第四,注重接受者的考察,對明代《文心雕龍》的諸多接受者進行了系統(tǒng)的整理,結合接受者的身份、交游和作品分析他們對《文心雕龍》的接受以及對明代詩學的影響。 第一章：明前《文心雕龍》接受 本章第一節(jié)以“史”為脈,總結出不同歷史時期《文心》的接受概況,勾勒出明代《文心雕龍》接受研究的“期待視野”。齊梁時期南方接受主體以蕭氏皇族及其周邊文人為主,北方接受主體以顏之推為代表。至唐代,《文心雕龍》的接受范圍得以擴大。由于初唐重視史書編纂之,《文心雕龍》也進入了史學家的視線�！段男牡颀垺放c中晚唐時期的幾大文學運動和文學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宋元時期《文心雕龍》被空前數(shù)量的文獻典籍或抄錄、或征引、或襲用,甚至走進了地理、書畫等領域,異彩紛呈。第二節(jié)主要說明明前的《文心雕龍》接受、研究狀況對明代接受的影響和意義。明前研究不僅構成明人接受的“期待視野”,而且對于《文心雕龍》在當時和后世的流傳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一些在文壇、政壇的特殊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接受者的揄揚和重視,《文心雕龍》才得以在明代發(fā)揚光大。 第二章：明代《文心雕龍》傳播與接受的方式及特點。 本論文將明代《文心雕龍》的傳播途徑分為兩種：一是以私人交游為主的收藏、借閱與傳抄；二是以私刻和坊刻為主的商業(yè)性質(zhì)傳播。人際傳播多在范圍較小的文人間展開,參與者不僅多具有藏書家的身份,其中一部分同時還是《文心雕龍》的重要研究者。商業(yè)傳播擴大了《文心雕龍》的接受范圍,對《文心雕龍》的傳播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但商業(yè)本身逐利性也對《文心雕龍》的傳播帶來些許負面影響。 序跋和評點是明代最主要的接受方式,它們反映了當時的文學思潮和學術關注點,幾乎觸及到了明代《文心雕龍》研究的所有問題。誠如黃霖所言“對于文評學的一些根本性問題,還是在這類論著中發(fā)表得最為充分�！毙虬隙鄰暮暧^角度看待著作,涉及到后世龍學研究諸多重要問題,如對全書性質(zhì)的界定、結構的分析、“贊”的關注等,序跋中蘊涵的宣傳意識和廣告意識對《文心雕龍》的傳播也有著積極的影響；評點多從微觀角度全面細致地分析《文心雕龍》中的具體問題,其重點在創(chuàng)作論部分,具有摘發(fā)字句、重直覺、表達口語化、感性化的特點。 第三章：明代對《文心雕龍》樞紐論的接受。 樞紐論部分的核心思想是“宗經(jīng)”。劉勰汲取前人宗經(jīng)觀念,建構了一個由文體宗經(jīng)、文術宗經(jīng)、文評宗經(jīng)組成的有機整體。他從本體論的角度看待經(jīng),將文學置于政教意識形態(tài)話語言說方式的位置,使文學活動獲得了與政教圣學一體性的崇高人文地位,這正是主張“文以載道”的后世文人以《文心雕龍》為圭臬的原因。劉勰宗經(jīng)且不廢文的主張,契合了明代復古思潮,也滿足了明人的具體要求。明人對宗經(jīng)觀的接受在不同時期各有特點。前期受官方重視文學道統(tǒng)、輕視審美藝術的影響,接受者多從本體論的角度將“經(jīng)”設定位亙古不變的終極真理,賦予了“文以載道”不可逾越的價值,對《文心雕龍》的接受以對其儒家的政教中心論接受為主。中后期的宗經(jīng)接受則更多的強調(diào)六經(jīng)在文學層面上的經(jīng)典示范作用,強調(diào)宗經(jīng)與創(chuàng)作的結合。 第四章：明代對《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的接受。 創(chuàng)作在明代文學中占有核心的位置,明代的文學理論始終都以具體的創(chuàng)作為基礎和導向�！靶g”是指涵蓋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恒理”法則,也是明人接受的重心。本文從意象形成、創(chuàng)作中的“情”、意象表達,三個層面來分析明人對創(chuàng)作論的具體接受。此外,明人認識到了《文心雕龍》對公文寫作的價值,并加以運用。本章最后以李維楨為代表分析明人對創(chuàng)作論的接受,反映出《文心雕龍》對明代創(chuàng)作的價值不僅只在為文技法上,也表現(xiàn)在深層思維上。 第五章：明代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接受。 由于明代與魏晉時期對“文體”含義理解的差異,明人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接受并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同時,明代文壇對文體的態(tài)度存在二律背反式。一方面,明代“文盛而體不及格者往往有之”,另一方面,“辨體”之風至明代而集其大成,對文章體制規(guī)范及其演變的探討構成了當時文學批評的中心議題。明代文體論者注重前人之說,對前代諸多文體的格式、特點、體貌做出了系統(tǒng)總結,涌現(xiàn)出了幾部古代文體學的扛鼎之作,而這些作品無一例外的將視線轉(zhuǎn)向《文心雕龍》。此外,明人對《文心雕龍》中有關俗文學的構成元素給予關注,并將其應用于小說、戲劇的評點之中。 第六章：明代對《文心雕龍》知音論的接受。 明人多從指導寫作的角度來看待《文心雕龍》知音論內(nèi)容,而不是僅僅視其為鑒賞論。由于明代批評家多兼具創(chuàng)作家的身份,他們的大都具有明確的目的,或為創(chuàng)作、或為糾偏、或為復古,其批評理論幾乎都是為創(chuàng)作服務。明代知音論的接受目的歸根到底是指導創(chuàng)作。由于明代通俗文學的發(fā)展,通俗文學的批評也隨之興盛。小說戲曲理論中的一些批評原則和批評方法多由詩文批評移植而來,《文心雕龍》中的知音論內(nèi)容就成為其借鑒對象之一。 第七章：明代《文心雕龍》接受中的其他問題。 明人在對《文心雕龍》個體問題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成果,本章主要論述三點。一是,《文心雕龍》宗經(jīng)崇儒的思想總綱和豐富完善的創(chuàng)作論,為八股文寫作提供了全面有效的技法指導,而八股文評的興起與繁榮也促進了《文心雕龍》點評的發(fā)展。二是,《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系在明前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明人從佛教和佛學兩個方面入手分析劉勰的僧侶經(jīng)歷、佛教思想及其佛學與《文心雕龍》的關系。三是,明人在對《文心雕龍》涉夢問題的研究中肯定了劉勰夢境的真實性,并突出強調(diào)此夢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同時認為此夢構成《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的主要動力。 余論： 這一部分主要概括《文心雕龍》在明代接受繁榮的原因、在明代詩學演變中的價值以及對清代龍學研究的影響�！段男牡颀垺分�所以在明代能夠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理論價值外,也與明代的文化政策、文學思潮、詩學狀況密不可分。文化的專制、復古思潮的盛行以及明代中后期六朝派的興起,均促進了明代《文心雕龍》的接受。明代詩學在復古與反復古、宗唐與宗宋、師古與師心的更迭與爭斗中探尋著最佳的出路,《文心雕龍》也參與到這一過程,不僅對具體的創(chuàng)作有著直接的指導作用,還以其“唯務折衷、不執(zhí)一端”的思維特點整合了明代詩學發(fā)展中的紛爭和矛盾。明代的接受在思維特點、關注重點上對清代龍學研究影響深遠,清人在汲取前代尤其是明人的研究成果的經(jīng)驗之上,將《文心雕龍》研究進一步推進。

  本文關鍵詞：明代《文心雕龍》接受研究，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